我生在遵义,长在遵义,后来又在遵义谋生。这地方虽属贵州,却与四川接壤,气候温润,虽不产荔枝,却也年年能见到这南国佳果的身影。
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见到荔枝,是在邻居李婶家。她家儿子在广州当兵,那年夏天寄回来一筐荔枝。李婶用粗瓷碗盛了几颗送到我家,那红艳艳的果子衬着青白的瓷,好看得紧。母亲剥开一颗喂到我嘴里,那甜汁水一下子溢满口腔,我惊得瞪大了眼睛——世上竟有这样好吃的东西!母亲只让我吃了两颗,剩下的说要留给父亲下班回来尝尝。那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舌尖还在回味那奇妙的甜味,心想长大后一定要天天吃荔枝。
后来上了中学,校门口每到夏天就有小贩推着自行车卖荔枝。车后座上绑着个竹筐,上面盖着湿毛巾。我和同桌小芳常常凑钱买一小把,躲在操场角落分着吃。荔枝用报纸包着,闻着有些许油墨味,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小芳总是先把荔枝核嘬得干干净净,说这样才算不浪费。她父亲是铁路工人,经常跑广东,总能带些新鲜荔枝回来。有次她偷偷塞给我一颗“糯米糍”,说这是最好吃的品种。那荔枝肉厚核小,甜得纯粹,与我平时吃的确实不同。
高考那年夏天特别热,小芳送我一袋荔枝,说是给我补脑。我在闷热的教室里一边复习一边吃荔枝,黏腻的汁水沾在模拟卷上,洇开一片淡红。后来我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,小芳却落榜了。临别时她又送我荔枝,这次是晒干的荔枝干,说是能保存很久。“等你想家的时候就吃一颗”她说,“就像我们还在操场分荔枝一样。”
大学四年,每到荔枝上市的季节,我总能在校园里见到它的身影。有时是同学从家乡带来的,有时是在校外小摊上买的。宿舍里没有冰箱,我们就把荔枝泡在凉水里,等夜深人静时摸黑分食。有个广东同学教我们蘸酱油吃,说这样不上火。我们试了试,咸甜交织,倒也别有风味。
毕业后我回到遵义,在建行网点上班。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,我特意去水果市场买了一整箱荔枝。摊主说是凌晨刚从广西运来的“妃子笑”,价格不菲。我兴冲冲地抱回家,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吃,却怎么也吃不出从前的滋味。最后大半箱都分给了邻居。
这些年,荔枝越来越常见了。超市里四季都有卖,冬天也能见到从南半球进口的。运输技术发达了,再不用“一骑红尘”,冷链车就能让荔枝新鲜如初。价格也越来越亲民,不再是奢侈品。但我却很少买了,偶尔买些,也是搁在冰箱里忘记吃,等想起来时已经发黑变质。
去年夏天,我突然收到小芳的短信,说她来遵义出差,想见一面。我们在老城区的一家茶馆碰头,她拎着一袋荔枝进来,说是在路边摊买的。“还记得我们当年怎么吃荔枝吗?”她笑着问。我们像中学时那样,笨拙地剥着荔枝,汁水顺着手指往下淌。她说她现在在广州做服装生意,每年荔枝季都要吃个够。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候的好吃。”她叹气道,“可能是现在吃得太容易了。”
临走时,小芳执意要把剩下的荔枝都留给我。我推辞不过,只好收下。那晚我一个人吃着这些荔枝,忽然想起母亲第一次喂我吃荔枝的情景,想起中学操场上的窃窃私语,想起大学宿舍里的夜半私语。原来荔枝的味道从来不只是甜,它还承载着那么多记忆,那么多回不去的时光。
如今我三十八岁,每天在银行柜台后见证无数金钱往来。偶尔看到客户拎着荔枝走过,那抹红色总会让我恍惚。在这个物流发达的时代,荔枝早已不是稀罕物,但它带给我的记忆却愈发珍贵。从贡品到家常,变的不仅是荔枝的身价,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轨迹。每一颗荔枝里,都藏着一个回不去的夏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