挎包里的世界——长篇报告文学《信合恋歌》连载之三

寻根，寻梦。

从农村信用社今天的现实，去触摸“草根银行”的历史尘埃，让人渐渐感到沉重起来。

一张陈旧不堪的长方桌，一架黑色的“十五桥”算盘，一本发黄的老账本，这是老信合人陈顺亮完好地保存下来的“三件宝”。

“我工作好多年，这张桌子、这架算盘还有这个账本就有好多年。”陈顺亮说，“千万别小看这三样东西，它们是我参加工作时买的，跟随了我一辈子，只要我一天在世，我就不会抛弃它们。”

好一份深深的农信情结!

和很多老一辈信合人一样，倾注农村信用社一辈子青春和热血的陈顺亮，他想把这些“古董”当作“传家宝”，去传承贵州农信这艘航船趟过历史长河的信合精神，去见证农信人曾经柔弱的身影，以及承载过的那些责任和良知。

陈顺亮兴致勃勃地打开他的“八宝箱”：摞摞发黄的存折本、折角的贷款证、起皱的记账簿、红色的股金证......老一辈农信人播下的信合种子，在经风见雨的岁月中生长。

陈顺亮记得，元田信用社建社初期，农村年满18周岁到6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，每人1.5元到2元的股金，入社农户560多户，共收股金170万元（旧人民币）。入股的农户可以优先贷款，锄头1块钱、铧口2块钱、蓑衣1块5角钱、买猪5块钱，买耕牛贷款最贵，大约20块钱。每年分红，多的有18块，少的几角块把钱。

“我这个本子上，当时的存、贷款情况记得清清楚楚。”陈顺亮找来老花镜，翻开写着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一本红色笔记本，里面记录了元田坝信用社1961年到1979年的累计存款、贷款余额等数据：1961年累计存款24090.6元、余额38790.6元，向社员发放624元、余额486元，转存款4768元；而十年后的1971年，累计存款1057077.64元、余额340289.15元，向社员发放11598.79元、余额28459.73元，转存款354603.43元……

“1974年，元田坝信用社集体发放贷款118696元，贷款规模首次突破10万元大关。”陈顺亮说，当时一心就想着壮大业务规模，支持发展农业生产。

斑中窥豹。长达69年的成长岁月，农村信用社没有离开过自己赖以生存的农村、农民和农业。在“三大社”中，信用合作社直接与农民群众打交道，一直是依靠农民和为农民服务的，这样的“根”注定了她具备顽强的生命力。

陈顺亮说，到1964年元月份合并信用社时，社员股东已达到四千多户。

在这个笔记本上，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组数据：从1952年建社到1984年长达32年间，元田坝信用社核销“呆账”一次，金额仅为80元。或许，它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：诚信的桥梁，架设在农信人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情感间，脚踏实地的“挎包精神”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，值得新时期的继业者警醒。

陈顺亮还告诉我们，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实行统收统分，信用社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生产队审查分配方案和核对工分，然后他们背着挎包下村把款兑现给群众，再组织群众存款、回收贷款。无论是加班乃至通宵达旦工作，从来没领取过加班费。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“守库费”一晚上才3角钱，可就是有使不完的劲。

一个时代的精神现象，往往不是孤立的。

阳光和煦，风儿轻轻，沿着乡村公路峰回路转，我们到达凤冈县新建镇太河村老信合人冷玉龙的家。

一间棕红的木瓦房，被竹林包围着。随着吱呀的门声，满头白发的冷玉龙老人从高高的石阶沿上走下院子里来。

“走屋里坐，屋里要凉快点。”90岁的老人，瘦高个儿，看上去身体硬朗，精神矍铄，乐观开朗。老人1962年参加农村信用社，在当时的大水信用社当过会计和主任，1983年从崇新信用社退休。

“那个时候，一个人就是一个信用社，二人社、三人社算多的。”老人眯着眼回忆。

“一张桌子，一架算盘，没有保险柜，谈不上什么办公环境，当时只有一间30平方米的办公室。”

“没有什么资产不资产，两块钱一股的股金，加起来有1000多块钱。”

当时大水公社有800多户人家，3000多人。冷玉龙每天的工作就是背起包包下乡，找存款，发贷款，收贷款，周而复始。“收不回来的有啊。”“亏了不好交差。”到了大水、崇新、官田三个信用社合并的时候，大水信用社的存款有4万元、贷款5万元。

那个时候，挎包是农信人必备的下乡工具，铁算盘、铁账本、铁规章是信合人工作的“标配”。直到后来的90年代，他们依然习惯于这样的工作状态。人们称它“挎包银行”。

“挎包”，鲜明的历史标签，其衍生的内涵是最早的信合精神。

“国家好啊。”老人说。老人退休后领社保，加起凤冈农商银行的补贴，一个月有4800元的工资哦。

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照在山间，映红老人一脸的沧桑。

这样的感受，是那个时代信合人的共同感受。

今天的农村信用社，可以拂去远去的背影，但“草根银行”的“根”与“魂”，一个时代的印记已经永远定格。

那是一种永不磨灭的“挎包精神”。

致敬!

老一代信合人的平凡与坚守。（未完待续）